六十五岁的陈国栋攥着那张写满个人信息的A4纸，坐在北京中山公园相亲角的老位置上。银杏叶像碎金子一样铺了一地，可他的心里头却跟这深秋似的，凉飕飕的。 这已经是他第八次来这儿“摆摊”了。前头见的五个，要么嫌他岁数大，走路不利索；要么觉得他一个副处级退下来的老干部，说话还带着开会那套官腔，不接地气；更有两个厉害的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拐着弯打听他西城区那套八十多平的房子能不能加名。老话讲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陈国栋在机关里跟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到老了才咂摸出这句话的滋味。老伴三年前因为乳腺癌走了，女儿陈静远嫁深圳，一年到头见不了两面。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里，白天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哆嗦，晚上更是冷清得连咳嗽都有回音。他倒不是没人管，可电话里那点嘘寒问暖，远不如家里有个人走动来得实在。 正胡思乱想着，一个穿浅蓝色薄羽绒服的女人走到了他跟前。她岁数看着不大，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，眼角虽然有细纹，但一双眼睛清亮得很，说话也不怵场，开门见山就问：“大哥，您这是给自己相的？”陈国栋抬头一看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可不给自己相嘛。姑娘，你看着不像来这地方的年纪。”女人笑了，大大方方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，说她叫周慧，四十六岁，在丰台一家社区医院当护士。离过婚，没孩子，就一个快八十的老母亲跟着她住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羽绒服的拉链头，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陈国栋：“我不在乎岁数差得多不多，就图个踏实本分的人。我伺候了一辈子病人，看多了生离死别，知道什么东西金贵。” 陈国栋心里头那根绷了三年的弦，冷不丁被这句话拨了一下。他不傻，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，找个五十出头的绰绰有余，凭什么看上他一个快七十的老头子？可接下来的日子，周慧用行动把他的疑虑一点点给磨平了。她会在下班后绕半个城来他家，系上围裙钻进厨房，做个清炒虾仁再煮个西红柿蛋汤，米饭焖得软硬刚好，因为他胃不好；她会在他半夜咳嗽的时候，迷迷糊糊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把温水递到他嘴边；她会从包里掏出一个捂得热乎乎的保温杯递过来，里头泡着菊花枸杞，说是“秋天燥，您喝着润润嗓子”。第三次见面爬玉渊潭那个小山坡，她自然而然地伸手托住他的胳膊肘，嘴里念叨着“您慢点，这儿坡陡”。那手上的劲儿不重，却稳当得很，像她在医院搀扶那些术后走不稳的病人。 两个月后，陈国栋觉得火候差不多了。他这辈子做事讲究程序，从谈恋爱到结婚，都得走一步看一步，按流程来。他跟周慧摊了牌：“咱都这岁数了，不搞年轻人那套弯弯绕。你搬过来，先试婚。处好了咱就领证，处不好你随时走人。”他这话说出来，自己都觉得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，可周慧没恼，只是低头沉默了半天，然后说：“老陈，我搬过来那天，有东西得给你看。你看完了，要是还愿意让我进门，咱就往下走。” 搬家的日子定在一个周六。陈国栋特意去了趟超市，买了周慧爱吃的带鱼，冰箱塞得满满当当，还破天荒从花店抱回来一束百合插在客厅花瓶里。卧室的床单换成了深蓝色，稳重干净。晚上八点，门铃准时响了。周慧拖着一个大行李箱，背个双肩包，站在门口。陈国栋乐呵呵地去接箱子，她侧身一让：“沉，我自己来。” 进了屋换了鞋，周慧没急着收拾东西，而是把行李箱搁在卧室床尾，拉链嗤啦一声拉开。陈国栋靠在门框上，正想说句“先歇歇”，话到嘴边却生生咽了回去。行李箱里头没有花花绿绿的衣服，而是整整齐齐码着一排透明文件袋和牛皮纸信封，最上头赫然摆着一本暗红色的存折和一本房产证。周慧盘腿坐在地板上，把存折翻开，推到他面前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却像一颗冻硬的铁钉子砸在水泥地上：“老陈，你先看看这个。” 陈国栋凑过去，戴上老花镜，手指头哆哆嗦嗦地翻了几页，眼睛直了。那存折上的余额一栏，清清楚楚写着三百七十二万。他以为自己老眼昏花，摘了眼镜揉揉眼睛又看了一遍——没错，三百七十二万。后头还有那本房产证，南三环一套两居室，产权人写着周慧和她母亲的名字。他站在那儿，只觉得后脊梁骨一阵发凉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俗语说“天上掉馅饼，不是圈套就是陷阱”，他头一个反应不是惊喜，而是后背冒出冷汗——这女人藏得太深了。之前两个月，她抢着买单、给他买三千多块的羊绒衫、天天嘘寒问暖，他全当是人家实诚，如今一看，倒像是他在占人家便宜似的。 周慧没抬头，手指头摩挲着存折的封皮，自顾自说起来：“我前头那个对象，处了两年，伺候他住院、翻身、擦洗，后来人家儿子指着我鼻子骂，说我图他爸的房子。我那时候一分钱存款没有，被撵出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后来我妈老房子拆迁，分了这笔钱，我存着，谁都没告诉。老陈，我今天把底牌全亮给你，就一个意思——我不图你的，你也别防着我。你要是觉得我心思重，我现在拎箱子就走，绝不赖着你。” 陈国栋靠在门框上，腿肚子有点软。他脑子里翻江倒海，一会儿是女儿陈静那句话——“爸，这种保姆式相亲多了去了，人家图您退休金高”，一会儿又是周慧刚才那番话里透出来的委屈和硬气。他抽了支